非洲猪瘟（African Swine Fever, ASF）是由非洲猪瘟病毒（ASFV）引起的一种急性、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，对家猪和野猪具有极高致死率，但不感染人类，2018年8月，中国报告首例非洲猪瘟疫情，这场突如其来的动物疫病，不仅对中国生猪产业造成巨大冲击，更成为检验国家动物疫病防控体系、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的“压力测试”，十余年来，中国通过科学防控、综合施策，逐步构建起从源头到餐桌的全链条防控网络，为全球非洲猪瘟防控贡献了“中国方案”。
疫情来袭：从首例暴发到严峻挑战
2018年8月3日，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某养殖场确诊中国首例非洲猪瘟疫情，此次疫情并非偶然——非洲猪瘟病毒早在1921年首次发现于肯尼亚，此后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，2017年传入俄罗斯及周边东欧国家，通过生猪及其产品跨境调运等途径,逐渐逼近中国边境。
疫情初期，中国生猪产业面临“三重冲击”：
一是传播速度快，范围迅速扩大，病毒通过染疫生猪、隐性感染猪、污染物（如饲料、车辆、泔水）等多种途径扩散，2018年至2019年，疫情几乎遍及全国所有省份，生猪存栏量大幅下降，据农业农村部数据，2019年二季度末，全国生猪存栏同比下降32.2%，猪肉价格同比上涨超过70%，部分区域出现“一猪难求”的紧张局面。
二是养殖主体恐慌，生物安全意识薄弱，中小养殖场（户）普遍缺乏科学的防疫知识和设施，“泔水喂猪”“散养混养”等传统养殖模式成为病毒传播的“温床”；部分不法分子违规调运、贩卖染疫生猪，进一步加剧疫情扩散。
三是产业链承压，市场波动剧烈，生猪调运受限导致区域供需失衡，饲料、兽药等上游行业受需求萎缩影响，屠宰加工企业则面临“无猪可宰”的困境,整个产业链陷入动荡。
科学防控：构建“全链条、多层级”防控体系
面对严峻形势，中国政府迅速启动应急响应，将非洲猪瘟防控列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“重中之重”，形成了“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、社会参与”的防控机制，核心策略可概括为“严防输入、严控内扩、严保安全”。
（一）源头管控：切断传播途径
非洲猪瘟病毒对外界环境抵抗力强，但可通过严格生物安全措施有效阻断传播，中国从“生产、流通、屠宰”三大环节入手，筑牢防控屏障：
- 养殖环节：推行“规模养殖+生物安全”模式，要求养殖场（户）建立“隔离、消毒、无害化处理”设施，严禁使用餐厨废弃物（泔水）喂猪，对散养户逐步实施“人畜分离、圈养改造”，2020年起，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“非洲猪瘟无疫小区”创建，推动养殖场标准化升级。
- 流通环节：实施“生猪调运监管”和“指定通道制度”，2018年12月，农业农村部发布《关于规范生猪及产品调运活动的通知》，暂停跨省调运生猪，仅允许“点对点”调运种猪和仔猪；在省际边界设立指定通道检查站，对生猪运输车辆实施备案管理，严查“无证运输”“夹带染疫生猪”等行为。
- 屠宰环节：落实“屠宰厂（场）主体责任”，严格执行“入场查验、非洲猪瘟检测、无害化处理”制度，2019年起，全国屠宰企业全面开展“非洲猪瘟自检”，不合格产品一律禁止出厂,从源头杜绝染疫猪肉流入市场。
（二）应急处置：快速扑灭疫情
对发现的疫情，严格执行“封锁、扑杀、消毒、无害化处理”的强制措施，确保“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”：
- 精准扑杀：对疫点、疫区内的所有生猪（包括健康猪）进行扑杀，扑杀范围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科学划定，避免“一刀切”式扩大扑杀范围，扑杀后，给予养殖场（户）合理补偿，降低经济损失。
- 消毒灭源：对疫点、疫区环境进行彻底消毒，对污染物（粪便、垫料等）进行深埋或焚烧处理，防止病毒残留。
- 监测预警：建立“国家-省-市-县”四级疫情监测网络，对养殖场、屠宰场、交易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常态化排查，利用核酸检测、抗原检测等技术手段，实现疫情“早发现、早预警”。
